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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杂家,诸子百家之一,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  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战国《尸子》、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战国时期商鞅门客尸佼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显庞杂。

            杂家的代表人物是谁?杂家的创始人是谁

            杂家:创始之人吕不韦,其思想兼收并蓄,兼儒墨,合名法,代表著作是吕不韦召集门客编纂的《吕氏春秋》。

            杂家本是当年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其内容很多与方术有关。杂家代表性书籍一位是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另一是编撰《吕氏春秋》的吕不韦。杂家在历史上并未如何显赫,虽然号称“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实际上流传下来的思想不多,在思想史上也没有多少痕迹。“杂家”这称号,在历史上一般指全才。

            杂家的代表人物是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

            吕不韦是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原为家累千金的阳翟大贾。吕不韦在赵都邯郸见入质于赵的秦公子子楚(即异人),认为“奇货可居”,遂予重金资助,并游说秦太子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立子楚为嫡嗣。后子楚与吕不韦逃归秦国。安国君继立为孝文王,子楚遂为太子。次年,子楚即位(即庄襄王),任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侯,食河南洛阳10万户。庄襄王卒,年幼的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门下有食客3000人,家僮万人。命食客编著《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余万言,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执政时曾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对秦王政兼并六国的事业有重大贡献。后因叛乱事受牵连,被免除相国职务,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复命其举家迁蜀,吕不韦恐诛,乃饮鸩而死。

            刘安(公元前179--前122),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文帝8年(公元前172年),刘长被废王位,在旅途中绝食而死。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把原来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刘安兄弟三人,刘安以长子身份袭封为淮南王,时年十六岁。他才思敏捷,好读书,善文辞,乐于鼓琴。是西汉知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奉汉武帝之命所著《离骚体》是中国最早对屈原及其《离骚》作高度评价的著作。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写了《鸿烈》(后称该书为《淮南鸿烈》或《淮南子》)一书,该书包罗万象,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刘安是世界上最早尝试热气球升空的实践者,他将鸡蛋去汁,以艾燃烧取热气,使蛋壳浮升。刘安是中国豆腐的创始人。1992年9月15日,安徽淮南市举办首届“中国豆腐文化节”,隆重纪念中国豆腐创始人——西汉淮南王刘安的诞辰和他发明豆腐2100年。

            刘安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潜心治国安邦,著书立说。刘安爱贤若渴,礼贤下士,淮南国都寿春成了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刘安和众门客著成《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淮南子》有《内篇》21篇、《外篇》33篇、《道训》2篇,20余万字。又著诗歌《淮南王赋》82篇、《群臣赋》44篇、《淮南歌诗》4篇、《淮南杂星子》19卷、《淮南万毕术》。内容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领域,包罗万象。这些著作中集中体现了道家思想。在《淮南万毕术》中就有“曾青得铁则化为铜”的记载,据考证“曾青”是指铜的化合物,有的科学工作者认为是铜绿,说法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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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佼,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道家等思想家,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楚有尸子、长卢(长卢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魏国曲沃(今山西省曲沃县)人,另一说法是山东人。明于刑名之术,被称为“尸子”。《尸子》中提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这是迄今在中国典籍中找到的与现代“时空”概念最好的对应。他对于空间观、时间观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并对“学积有生”、“从道必吉”、“重民”的观点作过重要的阐述。对道家思想多有继承和发展。他一生中对于社会改革、对于哲学思想都有重大的贡献。全书已亡,难窥其原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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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考据

              尸佼,尊称为尸子,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道家先秦诸子百家之一,也是先秦三晋思想文化杰出代表人物之一。约生于周安王十二年(前390年) ,约卒于周显王三十九年(前330年)。魏国曲沃(今山西省曲沃县)人。亦有鲁人,楚人之说。

              最早倡尸佼为晋人说者为刘向。他说:“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又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刘向在这里叙述了佼的生平简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在魏。时魏改革受阻,吴起商鞅出走,晋人楚用、秦用甚多,商鞅与尸佼可能在这个时期在魏旧都安邑相识,并于此时入秦的。第二个时期在秦。此时商鞅受秦孝公重用,他从前360年到秦,执政选20年,尸佼为其“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提供重要决策意见,为秦国富强,统一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三个时期在蜀。秦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年),秦惠文王处死商鞅,尸佼惧恐株连,便离开政界,逃往了蜀地,在那里生活了近10年,便去世了。

              刘向《荀子书录》说:“尸子著书,非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术。”有道家倾向。

              据《曲沃县志》说:“尸佼,晋人,卫鞅客。立法理民,尝与佼规。鞅诛,亡入蜀,著《尸子》二十篇。真西山谓《尸子》,晋书。”“真西山”即南宋时人真德秀,有《西山文集》。这里所本,亦为刘向《别录》。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有“楚有尸子”一说,刘向以“疑谓其在蜀”为由,加以否定。

              《汉书·艺文志》中有:“《尸子》二十篇。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这里又有尸子鲁人之说。对此,清人刘继培说:“《汉志》班固自注,又以佼为鲁人,晋鲁字形相近,未能定其然否云”似有否定佼为鲁人之义。据此,尸佼便为晋曲沃人。

              《尸子》一书自清及近代以来,学者多视为伪书。然吕思勉先生《经子解题》称今本《尸子》,“据今所辑存者,十之七八皆儒家言……此书盖亦如《吕览》,兼总各家而偏于儒……实足以通儒、道、名、法四家之邮。”又称:“其文极朴茂,……今虽阙佚已甚,然单词碎义,足以取证经子者,实属指不胜屈……此外典制故实,足资考证者尚多。”按战国之际,学者多有能涉猎百氏、不主一家者,如韩非于师承则为儒家之荀卿,于学理则为道家之老聃,儒道名法自相通,而不止于相绌相非也。观其《广泽》一篇从容平章墨子、孔子、皇子、田子、列子、料子之语,岂难明此?《尸子》恐亦如《四库》馆臣所论《慎子》,“道德之为刑名,此其转关”者欤?是邪非邪,亦所谓可与通达者道,难为固陋者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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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述

              尸佼的著述《尸子》,汉唐史籍的著录,俱言合20篇,共6万余言。唐代李贤等在注《后汉书》中说:“尸子,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鞅谋计,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恐并诛,乃亡逃入蜀,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这里不仅又一次陈述了尸佼的简史,重要的是它说这部著作当时还存世,使人得知其20篇的内容中,19篇是论述社会思想文化的,一篇是论述自然界的。据汪继培说,此书在宋代“全书已亡”,“只存二篇,合为一卷。”清代汪继培、孙星衍在嘉庆年间辑刻为现通行本《尸子》。

              《尸子》一书,仅存十之二三,大多是一些互不相联的片语只言,自然难以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尸子》全书在隋唐时还存世,汉唐时期广为流传,一些学者作为论证多所征用,以为立论的基础。宋以后全书仅遗残断篇章,汪继培在此基础上,又将散见于诸书中的引语摘辑成书,所以辑佚本文字虽少,但十分精彩,多为至理名言,用世誓句之类。从中也能窥出作者的思想梗概和精神面貌。

              观点论述

              发展的宇宙观。在先秦老子、墨子后学、惠施思想中,都有宇宙观内容,论述也十分精辟。如老子提出“道”与“域” ,《墨经》有“久”、“宇”,惠施有“大—”、“小一”,使中国哲学思想,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但只有尸佼赋予“宇宙”以精切而简明的界说。他说: “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说明整个空间就是宇,整个时间就是宙,宇宙就是具有时空属性的运动着的客观世界。

              尸佼的宇宙论对中国理论思维影响颇大,发扬了道家理论,理学家对此也很重视。他的建立在唯物论与辩证法基础上的宇宙观,为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石,连同他创用的宇、宙作为范畴,也被沿用了下来。

              尸佼对于空间观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荆者,非无东西也,而谓之南,其南者多也,”这里说明荆地在中国具体方位坐标点,具有上下四方这一空间特征。但扩而言之,中国之东西南北四方,亦存在着各自的东西南北四方,说明每—坐标点上的方位,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与相对的统—。荆地亦然。还有,荆地是南方,但“其南者多也”,南方之南又是无限的,可见任何一个坐标方位点所指的方位,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它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尸佼这种以辩证思维的方法,揭示宇宙空间的内涵,研究和看待事物,这无疑是精辟的和正确的见解。

              尸佼对于时间观也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其生也存,其死也亡。” “草木无大小,必待春而后生。人待义而成。”“人之生亦少矣,而岁之往亦逮矣。”尸佼的这些字句说明,时间是客观事物的根本属性。人、草木等一切有机体,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是通过时间的连续性呈现出来,都是在时间的连续性的运动过程,是一个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待义而成”,说明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属有社会属性,重要的是他将这一内容,视为宇宙观不可分割的—个组成部分,这是应该重视和值得称道的。

              “学积有生”的观点,尸佼认为学问之道在于创造。他说:“生积成岳,则楩楠豫章生焉,生积成川,则吞舟之鱼生焉;夫学之积也,亦有所生焉。”在这样短短的一段话中,尸佼—连用了三个“生”宇,证明“学积有生”具有普遍意义。“学积有生”这一论断,成为后人的座右铭,辗转被引用,长期受到赞赏和正视。这段话最先被引用的是荀子的《劝学篇》。他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循焉”此后在一些有影响的著作,都作了引述,如《文选》、《说苑》、《太平御览》中,部使用了这句话,虽文字略有改变,其义—也。“学积有生”,亦有被改为“学积有出”,“生”与“出”都是表明学问之道在于创造之理,锐意开拓,推陈出新,是建立在既有的基础之上,而突出一个“生”宇、一个“出”字,成为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尸子思想的传播,并成为国人理论思维的自觉活动,其章义是无可估量的。

              “从道必吉”的革新观点。尸佼认为事物发展有其自然规律。自然与社会都是沿着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人必须顺动,他认为顺之则存,则发展;逆之则亡,则没有前途。故而说:“舜云,从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响”。他的社会变革的思想,就是以此作为思想基础的。他认为从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关键就是用贤使能。他说:“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贤。”贤是德智兼备之人。只有使用这样的贤者,治之道才能得以畅,变革社会才有希望。因为“用贤,则多功矣。”用贤并充分发挥其才智,才能收到变革社会的实效。他还进一步指出,有才华之人,是社会的“良宝”,必须百倍的珍贵。他认为选马不能以白黑为仪,而要以足力为准,择玉不能大小为仪,而要以美恶为准,“举士不论才,而以贵势为仪,则管仲伊尹不为臣矣。”他反对任人唯贵势,主张不拘一格,广收人材,任人唯贤。他还指出:“使进贤者有赏,进不屑者罪,无改进也者为无能之人。若此,则必多进贤矣。”提出以被进者的实绩,评判进贤者的才能,这样必然使贤者云集,不屑者难以滥竽充数,使得变革社会的事业得到有效的发展。尸佼认为社会变革的根本保证是用贤使能,并将“从道”与用贤联系在一起,视为社会变革的重要问题,这是有识之见,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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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民”的观点。尸佼认为民为邦本,他说:“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欲保王位,绝不能忘民。这种“保民为王”的政治理论,比尸佼晚出的孟子也作过重要的阐述。

              尸佼为了说明重民的重要意义,他形象地将民喻为水。他说:“民者,水也。”又说:“百姓若流,夫民之可教者众,故日犹水也”。他认为民之犹如水,水的习性是决诸东流而东流,决诸西流而西流。所谓可以教者的蕴义,就是水会按着指引的渠道而向前奔流不息的。这里述有另外一层含义,假如不以如水的习性进行疏导,它必然会员终冲决一切障碍,怒涛滚滚而往的。这也是他的“忘民则亡”的一个形象的说明。他还进一步指出:“君之为君”之理,犹如鱼与水的关系一样,“鱼失水则死,水矢鱼犹为水也。”这里又一次强调了民的重要性。尸佼“保民而王”的观点,虽然是出于统治集体最高利益之所在,但他将民与王权的存在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水与鱼、水与盂、马与御等,客观毕竟有利于民的一面,这是劳动者一定程度解放的反映,表现了时代的进步。因此,尸佼的重民观点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应该给予肯定。或有认为秦亡于严刑峻法,自然晋入韩非、商鞅以及为之谋划的尸佼亦有责任。其实井非如此,他们在秦所行的三晋之法,开拓了中国统一进步的局势,秦亡于旧领主意识支配下的严刑滥法而已。汉承秦制是剔除了这一面的一些因素。因为尸佼与商鞅的重民思想,在秦地并未得到彻底的贯彻,他们一个被诛一个潜逃,便说明了这一切。

              思想特点

              尸佼之学在古代颇受重视,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刘向说“《尸子》,晋书”,这是有道理的,得到历代学者的承认。说明尸佼其学具有先秦战国时期三晋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他的《尸子》一书,含有他对在秦国社会改革总结的因素,实质上是对魏国思想的总结,集中体现了三晋思想的精神。

              兼融诸家之学,是尸佼思想的特点。《汉书》将《尸子》列入杂家,《宋史》改列为儒家,孙星衍又称《尸子》为杂家,历史上这种不同的评论,说明尸子之学有综合各家所长,而这正是道家的优点与特色。

              孙星衍说:“尸子以为孔子贵公与诸子并论,不亦失言乎。”其实尸子并无失言,他将孔子之学视为二家之言,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班固说杂家就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其实,班固这里所说的是一般意义的杂家,尸佼的思想别是以三晋思想为基础的“杂”,他的杂家性质具有自己的特点。

              其中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显示了三晋文化的超前性。神州大地有着共同的文化,但广袤辽阔的古代中国发展是不平衡的,三晋地区在当时较为发达,走在前列,他的思想就是这种社会发展的反映。所以在三晋大地社会变革起步较早,著名思想实李悝、申不害和韩非都在晋地产生。尸佼思想就是这种思想的发展和继续。他提出宇宙论的界说,标志着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重大发展,他的宇宙万物发展的观点,是他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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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他的思想的 “杂”是以三晋文化为基础,汲取和改铸他乡文化结合的结果。他赞赏孔孟的仁义之说,坦作了自己的别解,他提出:“以财为仁,以力为义”之说,这显然不是孔孟仁义的本义。“财”与“力”的内涵,说明他所重视的是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力求发展社会生产,增加财富,这是三晋思想文化的主体内容,但在孔孟思想中却是很缺乏的,在“仁义”内涵中也是没有的。但赞赏墨子“罢不肖”之说,但更重视的是以实功的用贤使能,任人唯贤,“不以贵势为仪”的原则。而这些内容是对墨子“尚贤”的补充和发展。还有三晋地区是古代逻辑思维发展的地区之一。他说:“治天下之要在于正名,正名去伪。”正名则不虚。”他不同意以名正实的正名思想,主张名与实统一的正名原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名,实也”。这些观点与《墨辩》是一致的。在这方面,他仍有自己的特色,他将名与实相统一的观点,视为“治天下之要”,作为他进行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贯彻了三晋文化学用一致的特点,而这一点在墨家思想也是缺乏的。

              由此可见尸子的思想之“杂”,是在三晋文化基础上吸取和借鉴其它学派观点而形成,可见他的思想是先秦战国时期三晋文化总结者之一,他所撰写的《尸子》与古代三晋文化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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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杂家,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战国《尸子》、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战国时期商鞅门客尸佼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显庞杂。

              又因杂家著作皆以道家思想为主,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纪昀在《杂家类叙》中则认为「杂之广义,无所不包」。胡适先生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指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汉之间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认清这一件重要事实。”

              杂家的代表人物,一是淮南王刘安(《 淮南子 》),另一是编撰《 吕氏春秋 》的 吕不韦。杂家在历史上并未如何显赫,虽然号称“兼儒墨 、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实际上流传下来的思想不多,在思想史上也没有多少痕迹。现代科学越来越细化,“杂家”这称号,现在基本上说的就是此人没有专业本事,什么都知道一点,但什么都不精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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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家代表人物

              1、尸佼

              尸佼之学在古代颇受重视,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刘向说“《尸子》,晋书”,这是有道理的,得到历代学者的承认。说明尸佼其学具有先秦战国时期三晋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他的《尸子》一书,含有他对在秦国社会改革总结的因素,实质上是对魏国思想的总结,集中体现了三晋思想的精神。

              兼融诸家之学,是尸佼思想的特点。《汉书》将《尸子》列入杂家,《宋史》改列为儒家,孙星衍又称《尸子》为杂家,历史上这种不同的评论,说明尸子之学有综合各家所长,而这正是道家的优点与特色。

              孙星衍说:“尸子以为孔子贵公与诸子并论,不亦失言乎。”其实尸子并无失言,他将孔子之学视为二家之言,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班固说杂家就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其实,班固这里所说的是一般意义的杂家,尸佼的思想别是以三晋思想为基础的“杂”,他的杂家性质具有自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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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吕不韦

              先秦风气,名士所养门客人数越众越说明名士声誉高。比如楚有 春申君 ,赵有 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魏有信陵君,都是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政治名人,在列国间享有极高声望。吕不韦认为,自己身为强秦相国,比上述诸人自愧不如,因此也招贤纳士,对前来跟随的门客礼遇有加,给予厚待,欲与上述名士的门客相竞。当时各国名士又常以所养宾客能著书立说为荣,所以吕不韦也命门客编纂其所知见闻,一部辉煌的集体创作横空出世,后以他的名义发表,这就是《吕氏春秋》。这是吕不韦执政期间所做的一件大事。

              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吕氏春秋》被列为杂家,其实,这个“杂”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用自己的主导思想将其贯穿。这部书以黄老思想为中心,“兼儒墨,合名法”,提倡在君主集权下实行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用这一思想治理国家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使百姓获得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发展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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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刘安

              刘安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被近代学者梁启超称誉为“汉人著述中第一流”的巨著《淮南子》。《淮南子》又被称为《淮南鸿烈》或《鸿烈》,是刘安在做淮南王时,“招致宾客方士数千人”撰写而成的。

              《淮南子》吸取了《老子》、《庄子》,特别是《黄老帛书》的思想资料,成为集黄老学说之大成的理论著作,它不仅对道、天人、形神等问题提出了独特见解,同时又在继承春秋时的“气”说与战国中期稷下黄老之学的“精气”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元气论”的概念和系统的宇宙生成论。《淮南子》蕴含丰富的史学研究价值和精神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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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家在历史上并未如何显赫,虽然号称“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实际上流传下来的思想不多,在思想史上也没有多少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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